轴心时代
内容简介 · · · · · ·
《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重温轴心时代的精神气质，唤醒当前人类的终极关怀。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指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孔子、老子等先哲，人类文明精神获得了重大突破，至今都无法超越，未来也不可能超越。
人类文明史最辉煌的时代，继作者畅销书《神的历史》、《佛陀》之后的经典巨著。
作者简介 · · · · · ·
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曾在修道院修行七年之久，后到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她是英国最具盛名的宗教评论家之一，目前在里欧贝克犹太教研室暨犹太教士与教师训练学院授课。她同时也是穆斯林社会科学协会的荣誉会员。其著作有《穿越窄门》、《初创世界》、《圣战》及《穆罕默德》、《轴心时代》等。
轴心时代，英文是Axial Age。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对全部人类文化史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年代。这个年代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前后两百多年，不太短，但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却不算长。正是这个不算长的年代，左右着人类的整体精神历程。
雅斯贝尔斯对于轴心时代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希望大家能记住。他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在人类奠定精神基础和伟大事业中，我们的祖先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人类群体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创造力迸发的时代？在我印象中，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的年代靠得很近，孟子、庄子、亚里士多德等人靠得更近。这么多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什么？
《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内容丰富、涵盖面广，阅读《轴心时代》，不仅能深入了解人类古代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还可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无论是针对个人层面的修身养性，还是社会层面的治国安邦，该书都具有高远的指导意义。
英国著名宗教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以豁达恢宏的气度、悲天悯人的情怀，向读者展开一幅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时代画卷；同时以凝练优美的笔触，着力阐述古代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这四个高度文明的地区，是如何哺育出人类宗教和哲学传统的，以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耆那教、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
华人学界的研究状况
一、闻一多
闻一多先生可能是我国最早明确意识到轴心时代现象的学者。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1943年作)中有过涉及到轴心时代的说法:“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二、《二十一世纪》杂志
2000年伊始,香港中文大学主编的《二十一世纪》杂志连续两期以“轴心文明与二十一世纪”为主题的专辑中,集中深入地讨论了轴心时代和所谓的“第二轴心时代”课题。如,金观涛撰文《展望第三个千年》,提出轴心文明在当代复活的可能性问题(总第57期);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思致深邃,其所提出的中西文化“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的思想新颖独特(总第58期);台湾学者张灏的《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视野开阔,资料丰富(总第58期);香港学者陈方正在《全球未来文明展望:憧憬与疑惑》中回顾了轴心文明说,讨论现代轴心文明出现的可能性问题(总第58期)。
三、曾邦哲
在中国与中东、欧洲的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曾邦哲探索了古代以色列南北分裂、古代印欧民族迁徙的历史，中东处于人类出非洲从欧亚向外周迁徙的中心地带，从而是导致轴心文化形成的关键，发现旧约圣经文化、以色列文化与华夏文化的许多古代习俗相似，而新约圣经有希腊神话的印迹，希腊神话有明显的印度神话和宗教影响，从而提出了以色列-华夏、印度-希腊文化的关联，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四大经典文化核心 -宗教与社会、精神与自然哲学（《儒家全球化》等），哲学是一切社会文化包括科学、艺术、政治、经济等的灵魂，近现代形成的全球化文明（地球文明）是四大经典文化的要素融会，健全繁荣社会具备信仰-伦理、心灵-物质文化等完整结构体系。
四、陈文正
正如陈方正教授所说,“轴心文明”,是指凝聚着人类价值与精神面貌的宗教与哲学思想,它是文明的“内核”,是其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余英时先生详细地论证了中国轴心时代超越的独特性:中国的轴心突破好像是“最不激进”或“最为保守”的。中国在轴心时代期间或此后,都着重于历史的连续性。“突破”是出现了,但是并非与突破前的传统完全断裂。相对于帕森斯所指出的希腊轴心突破针对的是荷马诸神的世界,以色列针对的是“旧约”和摩西故事,印度针对的是悠久的吠陀传统而言,中国轴心突破发生的背景则是三代(夏、商、周)的礼乐传统。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都是属于“外向超越”型的;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李泽厚、陈来、姜广辉、余敦康等学者在研究中国轴心时代时提出过一个与轴心时代概念直接相关的“前轴心时代”概念。他们几乎都认为,我们仅仅通过“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去找轴心时代根源,是不能找到答案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向前追溯,这就自然引出一个“前轴心时代”的问题。李泽厚先生对巫文化的讨论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可视为对中国轴心时代发生背景研究的一个贡献。陈来先生对孔子出现之前的前诸子时代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做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和阐释,揭示并论证了作为轴心时代出现的文化准备,从而为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钟国发先生认为,轴心时代人类具有了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能力,此时出现的各大世界化宗教,“都是作为反传统宗教出现的”。范毓周、王志轩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元前11世纪中国和希腊由于迁徙和征服造成的社会结构变迁。晁福林教授撰文认为,物质层面的内容往往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要透过“物”来研究“人”的精神面貌与特质。黄克剑教授的著作《由“命”而“道”》将轴心时代的特征概括为从“命运”到“境界”或所谓由“命”而“道”的转换。上述研究都比较深刻,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自觉地切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
综述
综上,由于缺乏自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视野,轴心时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发生的缘起因果,迄今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